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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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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为何对给秦桧翻案如此警惕？
这主要源于中国人对汉奸祸害的深刻记忆。历史上，每当汉奸势力兴起，所造成的灾难最终都由普通百姓来承担沉重代价。若没有秦桧这样典型的投降派，南宋就不会陷入那样丧权辱国的境地，老百姓的苦难也不会如此深重。国家灭亡之后，家破人亡的往往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而不是秦桧这类权贵投降者。
更甚者，秦桧及其同类对本国民众的剥削尤为严重。他们既然能够无情出卖民族利益，自然不会顾及普通人民的生死冷暖。
随着历史的推移，秦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中，汉奸卖国的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形象符号。
展开剩余88%如果连秦桧这样的历史人物都能被“翻案”，那中国历史上所有汉奸卖国者，包括汪精卫，都将可能被正名。因为汉奸们总能找到各种“合理”的借口为他们的前辈辩解。
给秦桧翻案绝非新鲜事，自南宋以来就一直有人试图为其洗白。历朝历代的投降派，不是因为真心爱秦桧，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，借此为自己的投降言论和卖国行径辩护。
近现代，胡适便是其中一个积极为秦桧翻案的典型代表。1924年，他在《南宋初年的军费》一文中极力辩解秦桧的功绩，称世人对秦桧的指责过于冤枉，同时他还将主张抵抗的岳飞贬斥为“军阀”。
1936年，胡适在北京基督教兄弟会的演讲中直言：“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议和政治家——秦桧，他与金人达成和平，给国家带来了一百年的相对和平。七百五十年来，秦桧从未被宽恕。”
胡适为秦桧翻案，绝非单纯学术研究，而是与其当时的政治立场相呼应。
抗战期间，胡适反复发表投降主张：“我情愿亡国”，“坚决不主张对日作战”等观点。他的这些主张并非偶尔为之，而是长期、多次重复。
早在1918年，胡适就支持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并反对爱国学生抗议运动，甚至以“爱国癫”辱骂他们。1935年，他建议承认“伪满洲国”；1937年，他致信蒋介石，主张割让东三省以换取和平。
他强调，割让土地是为了“求得中日两国关系彻底调整，为国家谋得五十年和平建设的机会。” 这种以割地求和换和平的主张，正是他为秦桧辩护的现实依据。
胡适的抗战主张基调是：“中国不能抗战，抗战必亡国灭种！”“抗战是个笑话，只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，投降日本才能保全国家。”
他甚至建议日本：“切勿用暴力征服中国，日本唯一征服中国的法门是彻底停止侵略，赢得民族的心。”鲁迅对此痛斥胡适是“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”。
不仅如此，胡适还具体行动，抗战爆发后一个多月，他就接近主张对日和谈的“低调俱乐部”，并组织“自觉救国会”，抵制抗日救亡团体。
不仅是胡适，抗战期间的汉奸文人周作人也为秦桧翻案，在其作品《岳飞与秦桧》中称责骂秦桧是错误的。
给秦桧翻案，已成为几乎所有投降派的共同心愿。秦桧作为汉奸的象征，压在他们心头如山；他们的卖国行为与秦桧无异，秦桧不被正名，他们也难以自圆其说。
因此，翻案秦桧，是投降派为其行为寻找政治合法性的必然操作。
抗战期间，中国人民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，这不仅因日本强大，更因国内存在如此庞大的投降势力，严重动摇民族的抗战意志，增加了胜利难度与牺牲。
胡适是当时投降派的意见领袖之一。
蒋介石对胡适人品极为不满，1942年曾评价：“胡适是当代文士名流的典型，他为求自保不惜借助外国势力，甚至损害国家威信。”
1960年代，蒋还在日记中称他为“无品格文化买办”、“害国害民的蟊贼”，直斥其为“狐仙”。
然而，时至今日，胡适却被某些当代买办文人神化为“君子典范”，甚至有言称“二十世纪属于鲁迅，二十一世纪属于胡适”。
这正是因为胡适的投降思想与当代某些公知的心声相契合。在这些文化买办掌握话语权后，胡适形象被拔高至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事实上，真实的胡适，品行并不高尚，既损害民族利益，也伤害家人朋友，私德败坏。
可见，对买办们而言，胡适是否“混蛋”不重要，事实也不重要，唯有其政治立场服务于他们利益才是关键。
他们对待胡适的态度，正如胡适对秦桧的态度，都是为了美化自身，掩饰投降卖国的真相。
秦桧不被正名，胡适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站稳脚跟；胡适站不稳，当代买办们自然也难以撑起自己。
因此，他们拼命让胡适站直，也拼命为秦桧翻案，投降派一代代接力，为前辈正名。
比起前辈，当代文化买办更为猖狂。他们模仿胡适，以“爱国癫”贬低百年前的爱国青年，还创造“爱国贼”标签污蔑当代爱国群众。
他们妄图借“民主自由法治人权”理论，彻底颠倒中华民族的基本是非观，传承并弘扬投降主义价值观。
他们已取得一定成效，比如通过影视作品重新塑造李鸿章形象，将其刻画为“忍辱负重，独撑危局”的国家英雄，从而让观众难以仇恨李鸿章。
这充分说明，话语权和文艺主导权掌握在谁手中，历史叙述和价值判断便被谁操控。
他们不仅为胡适洗白，也没放弃为秦桧洗地。
而且，这些人不仅限于体制外的民间文化人士，堪称“秦桧翻案登峰造极”的是前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邓光华，其著作《秦桧大传》将秦桧封为“南宋杰出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战略家、外交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、救时真宰”，大书特书其“为造福苍生、结束战乱作出卓越贡献”。
给汪精卫翻案的声音也从未间断。
这股历史翻案风暴之所以肆虐，正反映了继承胡适精神的当代买办们更加放肆无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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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爱国与卖国：立场背后的利益驱动
爱国还是卖国，归根结底是立场问题，更是利益问题。投降派之所以宁愿出卖国家利益，是因为他们能从中极大地实现个人私利，而国家利益受损反而不会损及他们自身，反而从中渔利。
例如抗战时期，不少买办资本家选择与日本合作，个人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是所有“发国难财”者的基本心理和思维模式。
他们只关注自身利益，无视集体和国家的存在，只要自己生活无忧，何惧国家山河破碎。在这点上，他们与自由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理论高度契合。
因此，中国的伪自由派中，逆向民族主义色彩极为浓厚。他们披着自由的外衣，却行秦桧、胡适之路。
如果一个国家的上下都如此，那么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？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。
为何普通百姓更容易爱国？因为每次国家被卖，老百姓总是最大受害者。国民党无能导致南京沦陷，死亡最多的无疑是普通民众；官员富豪多已逃离，唯有老百姓被迫面对残酷现实，还得担心逃亡的成本和路费。
国家反而更受普通人依赖，是因为国家能为他们撑起基本的生存环境，避免外来掠夺和战乱之苦，免于在外国军队刺刀下苟活。看看巴勒斯坦平民，时常直面以色列枪口，便知此理。
当代买办却制造荒谬借口，幻想外来民族会更爱本国人民，解决本国问题，这种想法就如《三体》中叶文洁幻想外星人拯救地球，荒诞可笑。
反观俄乌显贵巨富，对国家庇护的需求不大，俄乌冲突爆发后，乌克兰前百富豪中96人第一时间逃离。
尤其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时代，部分大资本和金融资本视国家为阻碍，认为国家妨碍资金自由流动。国家利益与资本利益冲突，使得他们极度讨厌监管，推崇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。拿破仑言犹在耳：“金钱无祖国，金融家不懂爱国和高尚，唯利是图。”
中国爱国主义情怀源远流长，因历史苦难而形成深厚的民族精神基因。
给秦桧翻案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破坏，是对民族基本道德和是非观的颠覆。
绝不能允许秦桧翻案，这是我们民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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